傷健共融 - 邁向心靈無障礙

孫天倫教授早年負笈美國，二十世紀七十年代畢業於康奈爾大學，主修心理學與社會學。八十年代獲取香港大學公共管理學碩士及社會醫學博士學位。孫教授有超過三十年的心理輔導經驗，也具有豐富的教學經驗；現任香港樹仁大學輔導及心理學系的系主任，也是澳洲新英倫大學的客席教授及博士生導師。現時，孫教授是亞洲專業輔導協會(APCA)及亞太區域輔導協會(APRCC)之會長。

孫教授有關心理學及輔導的著作超過三十本。她的主要研究興趣為中國心理學及心理治療。

談「共融」，必須由歷史講起——人們現在對於「傷殘人士」的看法是如何演變過來的？總的來說，從歷史角度看，人們對於「傷殘人士」的態度有三種模式。

第一種模式是「傳統模式」，說的是十八世紀或更久以前人們對待「傷殘人士」的普遍態度。在這種模式下人們並不關心傷殘人士需要的是甚麼，認為這些人是被神靈詛咒而患上傷殘的。這種愚昧和無知使人們對傷殘人士產生了很大的恐懼，而人的天性就是想將一些自己恐懼的東西排斥到生活以外。雖然稱為「傳統模式」，可是在現今一些較落後的地區，這種對於「傷殘人士」的誤解仍可見到。早前我曾領學生到湖北一個偏僻的村落做輔導工作，就看見一個天生傷殘的孩子皮膚特別白，因為他父母把他留在屋裡，不讓他外出；後來知道是，因為其他人看到這孩子時就會避開，有些村民甚至向孩子吐口水，所以父母都不敢讓他見人，事件令人心痛和難受。

第二種是「醫療模式」。在過去數十年，醫療模式在社會大行其道，在電視上或廣告裡都常常可以覺察到這種模式對普羅大眾的影響。簡單來說，醫療模式將人分作「正常」和「不正常」兩類，「正常」的人就是所謂的大多數人，於是屬於少數的人便被標籤成「不正常」了。因為這樣的觀念，「傷殘」被看成是一個社會問題、一個醫療上的問題，需要用醫學的態度解決的。因為從醫學的角度看待「傷殘」，所以社會會將一些人歸類為「可以醫治的」，另一些人則是「不能醫治的」適應社會的責任自然就放到傷殘人士身上，要麽自己找辦法適應、要麽就會被社會摒棄。

在這個模式之下，社會以傷殘人士為本位，給他們提供不同形式的服務，如社工、醫生、庇護工場職員、物理治療師、心理學家等。傷殘人士看似很幸福，但實際上他們的感受如何？1998年平等機會委員會（平機會）發表了報告，發現有91%、超過80%及77%的人認為傷殘人士分別在就業上、社交和教育上、服務及設施上得不到平等的對待；到2010年，平機會的另一份報告提供的數據並沒有多大改變，只有在服務及設施一項上，認為傷殘人士得不到平等機會的人減少至50%。醫療模式經常將傷殘人士放到被動的位置上，為他們安排一些社會認為他們需要的服務；反而導致傷殘人士出現依賴性高、自我形像差、自我價值缺乏的情況。

在「醫療模式」的影響力下推動「傷健共融」，我們會面對甚麼樣的障礙？我們可以將這些障礙歸納為SSDDPP六個英文字母，代表定型（Stereotyping）、烙印效應（Stigmatizing）、不安（Discomfort）、距離（Distance）、居下（Paternalization）和憐憫（Pity）。

第一個S是「定型」（Stereotyping）。有一個經驗可以協助說明「定型」的觀念是如何植根於人們的思想。曾經觀察一班幼稚園學生上德育課的情況，我們給學生很多張世界各地不同人士的照片，讓他們將照片分類。起初學生們花了很久都想不到怎樣分，直至後來一位老師不適當地跟其中一個女孩說：「你看看，你跟那位男同學有甚麼不同？」，女孩回應說：「我是女生，他是男生」，然後老師拍手稱讚；於是，所有同學就很快地將照片分成了男的一類、女的一類。我們之後給一間小學的三年級學生重覆做同樣的活動，這次照片數量更多，但學生不用提示很快就能夠將照片裡的人分成不同種族，種族裡又細分成不同性別；但有三張照片被獨自歸作一組，照片上的都是坐在輪椅上的孩子。我問學生為甚麼這三張照片會自成一組，學生說因為「他們有事」，但再追問學生照片上的這些孩子有甚麼「事」時，學生們卻說不清楚，只說「就是有點甚麼」。從這個例子上可以看到，我們從小已經從父母、老師或身邊人學了以這些形式將人分類，到小學三年級的時候，我們腦海裡已經有各式各樣的「定型」。

「定型」的觀念很容易在我們的言語中投射出來。例如「有傷殘的人」和「傷殘人士」，這兩個說法是否一樣？當然不是，前者，我們把焦點放到了兩個地方 —— 第一是「人」，第二是這個人同時有某方面的「傷殘」；而後者，焦點都放在「傷殘」上，聚焦在「傷殘」之上會使我們看不到一個「人」無限的優勢，使我們覺得這個人的整個生命 —— 包括他的社交、教育等 —— 都是圍繞著「傷殘」這一命題。

第二個S是「烙印效應」（Stigmatizing）。「烙印效應」的出現，這大部分是因為傳媒、文學、電影等文化產物所使然。例如《007》電影裡面的奸角Dr. No的一隻鐵手、《小飛俠》鐵鈎船長的鐵鈎，這些都將「傷殘人士」與「壞人」或者是「性格古怪」等印象連結，將他們想像成會因為自己的殘疾，而想將這些痛苦加諸別人身上。所以當我們為小孩子選擇電影、文學的時候需要特別小心。

因為「定型」和「烙印」的觀念暗中影響，我們跟傷殘人士相處的時候會不自覺地感到不安（Discomfort）。曾經做過一個心理學實驗，邀請一些訪問員四出訪問一些商品用家的意見；實際上，我們想看這些訪問員本身的行為，當他們訪問一些有傷殘和一些沒有傷殘的人的時候，他們的行為會否有別？結果發現，當受訪者有傷殘的時候，訪問員很容易會接受他們一些不完整的答案，甚至當對方的話還沒說完之前就已經認為訪問完成，想以最快的速度結束那次接觸；但當受訪者沒有傷殘的時候則沒有出現這種情況，比較沒有傷殘與有傷殘的受訪者，後者需要多倍訪問時間。

「不安」亦讓我們產生了「距離」（Distance）。在一個心理學實驗，我們免費請人看電影，編座位的時候，選擇看第一套電影的話你會坐在一位有傷殘的人旁邊，選第二套電影的話你旁邊的人則沒有傷殘；結果大多數沒有傷殘的人都選擇看第二套電影。原來在可以選擇的情況下，沒有傷殘的人都不願意選擇坐到有傷殘的人身邊，若要談到與傷殘人士共同參與活動則更難了。

至於第一個P是指居下（Paternalization），就是以上居下，指一些沒有傷殘的人自覺地或不自覺地會以「強者」的身份自居，覺得有傷殘的人是弱者，覺得有傷殘的人很多事情都做不了，需要保護。這樣的人偏向不接受一個人雖然有傷殘，但在某方面比沒有傷殘的人優勝，對於傷殘人士是一種全面性的低估。換言之，這些人分不開「保護」和「共享資源」兩者之間的不同之處。

而因為「居下」而產生的一個特例就是「憐憫」（Pitty）。有一位朋友因為交通意外而截了肢，有一天他衣著打扮普通地坐在輪椅上等車，手中拿著一個咖啡杯子，裡面還有未喝完的咖啡。忽然杯子裡面的咖啡都濺出來了，因為有路人將一個十塊錢硬幣投了進去。他還未回過神來，又有一個五塊錢被丟了進去。為什麽一個人需要坐輪椅，就認為他需要乞錢求生？我那位朋友其實本身也是一位教授，寫的論文比我還多。由此可見，推行傷健共融的障礙，其實就是社會上對於傷殘人士的這些態度。

那麼要達至傷健共融，我們需要甚麼？我們需要的是第三種模式——「社會模式」。「社會模式」的中心思想是，「傷殘」就好像你的眼睛大我的眼睛小，你的鼻高或我的鼻扁，只是個人特徵。

「社會模式」跟「醫療模式」的分別在於——

在態度上，「醫療模式」認為傷殘人士是「有問題」的，而「社會模式」則認為，有傷殘的人跟沒有傷殘的人一樣，都有他們獨特的價值。

在診斷上，「醫療模式」關注「傷殘」對於那個人造成了甚麼影響；「社會模式」則為一個傷殘人士作全面的評估，平衡地除了評估他有甚麼「需要」之外，還評估他有甚麼「優勢」。

在診斷後，「醫療模式」做的是標籤，說你這個不能做、那個不能做，說的都是「你失去了甚麼能力」；「社會模式」也重視傷殘對一個人造成的障礙，但同時著重提出一個解決方法。

聚焦點方面，「醫療模式」聚焦在傷殘上；「社會模式」則注重傷殘人士在生命的不同階段的發展，以及應如何協助他達到那些發展目標，設計「成果為本的全人發展計劃」，意思是一個人有傷殘，但最重要的是他是一個「人」。

在協助上，「醫療模式」會評估傷殘人士的醫療需要、監督相關機構是否滿足了他們醫療上的需要、以及實施治療計劃；「社會模式」的著眼點則不只是治療，它講的是在一般服務上的支援，如交通、教育等——醫療模式往往會因為一個人「不能醫治」而將他「隔離」，認為他沒有能力或沒有需要去獲得一般服務，但「社會模式」則認為不論一個人有沒有傷殘，其「人際關係」都是重要的。

在容納性上，「醫療模式」覺得一個人痊癒的話社會就會容納他，不能痊癒的話他則會被社會隔離；「社會模式」提倡的則是一個多元化的社會，一個容納性的社會，在這個社會裡面所有人都能夠好好生存；所以，在「醫療模式」之下社會架構可以保持不變，但於「社會模式」之下社會架構則需要就著我們對於「共融」的看法不斷的改變而不斷革新。

以上所指的「社會模式」，其根基來自正向心理學的「優勢為本模式strength-based model」。當我們不聚焦於一個人有沒有傷殘或是不是正常，我們會發現一個人最少可以擁有六個優勢——第一是「智慧」，你是否一個有創意、好奇、有良好判斷能力、對人持開放態度、喜愛學習、對生命抱持多面觀的人？第二是「勇氣」，你是否曾經在生命中克服過困難？第三是「仁愛」。第四是「公義」，你是否一個公正、有領導能力的人？第五是「性情平和」，你肯不肯原諒別人？你有沒有慈愛？你是否自律、謹慎？最後是「追求卓越」，例如你能否感恩？大家都可以擁有這些優勢，而這些優勢跟你身體的狀況是無關的。所以當我們聚焦在這些優勢上的時候，我們會看到很多個人的資源、很多發展的空間。

當然「社會模式」不否認傷殘會造成障礙。但就好在演講那天患了感冒，這其實也是一種障礙，可是聽眾也沒有注意到，為甚麼？因為我們可以聚焦在演講的內容、心情、整體的氣氛等；換言之，演講的人可以用自己的優勢——也就是對於生命充滿熱誠的這個特質——將病魘的心情逆轉過來。就像是一位患有大腦麻痺的藝術家保羅•史勿夫(Paul Smith)，學校不讓他上學，自己在家裡就發明用打字機畫畫的方法，創作出一幅幅漂亮的圖畫。我們是可以聚焦在「優勢」上，而不是障礙。

最後，藉《聖經》的一段經文作為總結，一段詮釋了「共融」背後精神的經文。它來自《哥林多前書》第13章第4-7節：「愛是恆久忍耐，又有恩慈，愛是不嫉妒、愛是不自誇、不張狂、不作害羞的事、不求自己的益處、不輕易發怒、不計算人的惡、不喜歡不義、只喜歡真理，凡事包容，凡事相信、凡事盼望、凡事忍耐。」

本文轉載自《共融角度多面體研討會2012 講者文集暨傷健共融活動教材》，版權屬香港教育學院特殊學習需要與融合教育中心所有，未經書面許可，不得轉載或翻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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